习近平晤默克尔：望解决中欧贸易纠纷

全书的主题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义理体认的研究，以探讨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过程，并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建构应该如何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问题。

当后儒提出仁者生也这一命题时，他们是深刻体会到孔子学说的精神的。这不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是现代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被认为是人脑发展的高级产物（人类学家正在力图证明这一点），是现代人的标志。正因为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因此，要从德性的立场出发去对待自然界，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文化成。现在人们只是认识到，对自然界的征服与掠夺，已经引起了自然界的报复，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首先是人自身的德性出了问题？很清楚，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问题，不能只从利益上考虑，还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考虑，这就是人的目的性问题。当他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时，又包含了多少人生感悟。自然界是否只是受盲目必然性所支配的机械的无生命的世界？人与自然界是不是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这已经变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

儒家所说的继善成性，就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完成自己的德性，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西方社会，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论便逐渐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且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的价值支柱。它赋予人以伟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肯定了人在宇宙自然界的地位与价值。

在金岳霖之前，他就发表《认识论》一书，成为最早在中国建立认识论的哲学家。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是视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是视人格屈辱超过了死亡。墨家重视经验认识与科学，也有自己的逻辑学，但墨家的科学精神早已中绝。由于他是身在其中、深入其内地进行介绍，所以他的著作能够使人了解维也纳学派的原貌，从中吸取各种精神营养。

革命实践家孙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倡共和，并付之实践。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就是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

罗素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来华，将分析哲学及其方法带进了中国。总之，这场论战时间很短，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结果（他们之中有人说，这是胡闹一阵），但这场论战的意义决不能忽视。维也纳学派作为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新流派，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其共同的目标。其世界文化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引起了某种恐惧感，进而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产生了疑问，像倭铿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口号。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解析方法。但求证必须小心，要找出证据，所谓拿证据来就是指此而言的。就后者而言，最早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颐是第一个系统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学者，但真正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贺麟，并且作出了重要成就。在3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也有学者主张并宣传唯物论。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新哲学的产生首先是新方法的产生，新的哲学就意味着新的方法，因此都很重视方法问题。但是，如何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冯友兰强调意义的认识，最后落到概念的认识。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信者实属于真理、事实一类的问题，其方法是逻辑、数学推理与经验实证方面的。

张申府能够准确理解罗素哲学的特点并进行翻译、介绍和宣传，使中国哲学界了解一种新的方法，并且认识到方法问题之重要，应当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出于当时战争的需要，因此与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实践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还认为，五四精神不是继承多了，而是发扬不够，所以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从人的意欲出发说明文化，将文化界定为生活样式。他对康德的先验主义方法进行了深刻阐述，使人们了解到康德哲学的真正意义。这反映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某种呼唤。

他提出知难行易说，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为革命实践制造舆论。将朱熹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进行比较，贺麟是最早的一个，此后不少学者进行过类似的比较，与贺麟的研究不无关系。

这种涉及哲学实质问题的对话，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是很少的，但也是很有意义的。他著有《论道》，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提出式、能的新概念，解释一切可能与现实的关系，与传统哲学迥然不同。

但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却是中西文化甚至西方文化本身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

所有这些，都是保持人格价值和尊严。梁启超等人曾到欧洲考察，感受到欧洲人的情绪，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提出欧洲科学破产的口号，再加上笔锋常带感情（胡适语）的文字感染力，在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张东荪在科玄论战中就提出了与科学派、玄学派不尽相同的见解，对他们的一些混乱进行过批评。在中国哲学中，有以太极为理者，也有以太极为心者，但朱熹和黑格尔都主张太极是心与理一，是很高的境界。

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走不通的。《庄子·天下篇》论述我国百家争鸣的情况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

中国哲学是一种人学，极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冲突中寻求和探索中国哲学的出路。

他根据杜威哲学，将实验主义方法总结为三个步骤，一是发现问题，找出疑难。牟宗三也想解决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他提出良知坎陷、返本开新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即良知退让一步，实现一次辩证的曲折，让知性得以发挥其作用。

荀子也说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唯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他在建立新理学体系的时候（以贞元六书为代表），吸收了新实在主义的观点，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由分析经验开始而达到绝对空灵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重建新儒学的尝试。熊十力晚年又著体用论，强调体用不二、心物同体，自称是新易学，其新就在于吸收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某些内容与方法，重视生命活动的过程及其感性力量。

尽管他并不懂外文，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有限，但在当时西学大量翻译、介绍的情况下，他也有所了解，有所选择。其关键是智的直觉的提出。

实验主义方法的引进，在中国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旧的学术传统，研究工作开始重视方法问题。这里明显地吸收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学说。

任何实践都是有目的的实践，都有预期的目的，因此，实践的成败又不能不由实践的预期目的来衡量。不可说也是一种说，如同烘云托月。